274 南怀瑾选集（第六卷） 了四万万人口的中国呢！相传爱新觉罗氏入关前后，要满族子弟， 只要熟读一部《三国演义》，便知兵法。到了康熙登位以后，在政治 思想上，就采用“内用黄老，外示儒术”的秘诀。他要满族的王公 大臣，必须熟读《老子》。后来又提倡《孝经》，极力揭示“圣朝以孝 治天下”的古训。把《孝经》配合他的“圣谕广训”，规定在乡的秀才 或族长们，在每月的初一、十五，必须讲解诵读以规训子弟。老实 说，康熙把中国文化“孝道”的特征，深人到民间社会和家庭方面 去，这是他的一大德政，也是他奠定大清政权的一项最有效的措 施。但相反地讲，他利用了“孝道”作为统治的权术，他用“孝道治 天下”的办法，对付了关西大儒李二曲的不合作主义；同时又采用 汉代地方选举“贤、良、方、正”的办法，而开了“博学鸿词”的特科， 网罗了反清的遗臣和志士，因此而使顾亭林等无所能为。试想： 人人都须作孝子顺孙，家家都要孙贤子孝，还有谁家的父母肯叫自 己的子女去为反清复明而造反杀头呢？然而无论康熙“圣朝以孝 治天下”的措施是德政，或是权术的运用，此举可说是“孝道”思想 在近三百年来的正变。 东西文化的“爱”和“孝” 正变也罢，反变也罢，历史文化的演变，终归要成为过去的陈 迹。但处在历史夹缝时代中的我们，内遭古今未有的巨变，外受西 方思想风气的压力，仍然想要讲究“孝道”而谈家庭教育，恐怕未必 能够尽遂人意。 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，并不须要过分急于全盘西化或 半西化。事实上，一般的思想大体都已洋化。单从教育方面来讲， 无论是家庭教育或学校教育，乃至社会人心的观念，都以西方文化 教育思想中“爱”的教育为重心。尽管有人作调和论者，独如运用 八卦的“纳甲”方式，解释“爱”与孔子所说的“仁”是同样的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