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48 南怀瑾选集（第六卷） 南北朝三四百年来的公文辞章，的确偏重于骈俪的文学化了，比起 汉代，更缺乏普及性。所以到了初唐，由唐高祖李渊开始，便下命 令改革公文，不许有太过骈俪的文学辞藻而妨害事实的叙述。后 来唐代的文风复古，不但是初唐政治上开其风气之先，事实上也是 文运兴替的必然趋势。韩愈的“文起八代之衰”的复古运动，并非 如我们现代人心目中的复古，实际上，正是恢复当时读书人—知 识分子的文学语体化。当然，在这里须要注意，古代的教育并不普 及，所以能够以写作文辞来表达意识思想的，仍然只属于少数读书 人的事。宋、元、明、清以来，不但在公文上多数是采用语体化，即 使如“四朝学案”中的儒家讲学的记载，也都是采用语体。所谓“语 录”的风气，便由中唐的禅宗和来初的理学家们所开始。并且翻开 历史上历代奏议一类的文章，有关政令和事务性的叙述，几乎都用 语体来表达，从来没有人认为那些缺乏文学格调的“奏议”，没有历 史性的价值。只有在清朝中叶之后，由于少数几位深于文学修养 的人做了地方官，遇到有些“官司”上的判词，便以文学的风趣，大 玩其花样，如袁枚、郑板桥等人的几件判词。可是此风一长，到了 后来绍兴师爷的手里，便积习成规，在刀笔之间，大玩其有笔如刀、 精细雕虫的笔墨花样。于是《樊山判牍》一类的文章，便成金科玉 律了。不过，这种风气在满清中兴的时代，已经稍有变革了。民国 以来，公文的改革，在有形或无形中，也有过几个阶段，现在在司法 上又正式提出采用语体，虽然说是革新，如果在中国文化精神的立 场而言，应该说这正合于中国文化固有精神的复兴运动。 白话文和中国文化的命运 由于前面所讲的历史事实，推演开来，说到后一问题，无论在 文学上或文化上，所谓的新文艺运动，我认为大可不必操心，此事 不运而动，一代自有一代的必然趋势和结果。例如前面讲过在秦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