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怀瑾选集_第六卷(历史的经验,亦新亦旧的一代,中国文化泛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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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文化泛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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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初并无专以“理”字作为特定的名词。自周濂溪以下,讲学的方
式,已经一变性与天命,夫子罕言的风格,动辄便以天人之际的“宇
宙“观与形而上的“道体论“作根据,由此而建立一个人生哲学的新
体系。濂溪以次,以“理气”、“理欲”等新的名词,用作心性之理的
整体的发挥,因此后世便以宋儒的儒学,别称谓“性理学”,简称叫
做“理学”。《宋史》对此,又别创体裁,特在《儒林传》之外,又另立
《道学传》的一格,专门收罗纯粹的“理学家”,以有别于“儒林”。其
实,无论周、秦以来的儒家,以及孔、孟的学术思想,并无特别提出
以“理”驭“气”,
’,或“理气”二元并论,同时亦无以“天理”与“人欲”等
等规定严格界别的说法。至于根据《说卦传》的文言,以“穷理尽性
而至于命”的“理”字作根据,确定“理学“家们“理”即“性”,“理”即
“天”的定论,那是有问题的。况且《说卦传》是否为孔子所作的可
靠性,也正为后世所怀疑,事非本题的要点,所以姑且略而不论。
在中国文化思想的领域里,正式以“理”字作为人道之门的,首
先应从南朝梁武帝时期,禅宗初祖达摩大师所提出的“理人”与“行
入”开始,从此而有隋、唐之间,佛学天台宗与华严宗的分科判教,
特别提出修学佛法的四阶段,从“闻、思、修、慧”而证“教、理、行、
果”以契合于“信、解、行、证”的要点,因此而有特别重视“穷理尽
性”的趋向,由教理的“观行”而契证“中观”的极则(包括形而上的
本体论与形而下的形器世间—即由宇宙论而到人生哲学)的涵
义。确立为事法界(形器与人物之间)、理法界(理念与精神之际)、
事理无碍法界、事事无碍法界的“四法界”观念。应为开启宋儒契
理契机的强有力之影响。关于华严“四法界”之说,但读唐代澄观
法师、圭峰法师、李长者等的巨著可知,恕不详及。
但华严宗的大师,如澄观、圭峰等,都是初游禅宗之门而有所
得,从此宏扬教理,特别提倡华严思想体系的建立,融会禅理与华
严教理的沟通。因此互相影响,到了中唐以后,如创立沩仰宗的沩
山大师,提倡:“实际理地(对心性与宇宙贯通的形而上本体的特